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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業大學生“漂族”調查
他說，父母在農村，找不到工作感到壓力很大，回家在鄉里鄉鄰面前也覺得抬不起頭來，現在只好盡量避免與外界接觸。由于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他準備考研，用他的話說就是“賭一把”。對于以后怎么辦，他也“心中無數”。
其實，像宋濤這種由于沒有合適的工作而漂在都市里的大學畢業生為數不少。
近年來，隨著高校招生規模不斷擴大，以及國民經濟結構性調整造成的傳統就業渠道萎縮，“白領”就業崗位日益成為“稀缺資源”，畢業以后在一段時間內找不到理想工作的大學生數量出現了逐年上升的趨勢。
隨著新一屆大學生的畢業，大學生求職大戰又將進入一個新的高潮。據了解，2005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將達到338萬，比去年增加58萬，增幅達20.71%。“漂族”還將會不斷壯大。
大學生“漂族”知多少
中國有多少待業大學生？迄今為止尚無真正準確的統計數據。
山東省青少年研究所所長張華教授說，目前國內關于待業大學生的統計口徑有兩個。一個是教育行政機構發布的大學生就業率，另一個是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城鎮失業人口中“畢業后暫未找到工作”的比重。前者依據的是畢業生與用人單位簽訂的就業協議和發出的派遣證、報到證數量；后者依據的是“登記”失業人數。
張華教授認為，這兩種統計口徑的缺陷都是顯而易見的:就業協議和報到證可能掩蓋了某些“隱性就業”而夸大了待業大學生的比例，登記失業率則可能遺漏了“隱性失業”而難以表明實際的失業水平。盡管如此，這兩種統計口徑提供的基本數據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可以作為推論的參考。
張華說，參考以上兩種數據及其他有關因素，大學生待業率應該在8%—10%，這個比例表面上看與國家教育部公布的70%多的就業率所對應的近30%的未就業率差距很大，但是，考慮到近年來出國、考研比例逐年上升的實際情況，加上許多用人單位不需要“派遣證”、“報道證”帶來的“隱性就業”，該數據的“水分”則不會太大。
那么過去3年實際上正在待業的大學生數量應當介于勞動部門登記的“畢業后未找到工作”的大學生數量和教育部門統計數量之間，即2001年約17萬人，2002年約15萬人，2003年約21萬人，2004年約27萬人。
“誰給我們第一次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漂著”的生存狀態使大學生“漂族”對社會發展前景的預期多了幾分悲觀，對自己的人生前途也增添了幾分迷茫。
沈陽某高校全日制普通本科計算機專業畢業生高偉，曾經有過求職和工作經歷，由于接收單位各方面沒有達到自己的預想而放棄。目前，他檔案自帶，生活靠朋友接濟。
“我目前感覺不是很好。工作沒有找到，經濟緊張，再好的朋友也不能總讓人家來接濟。”高偉說，“求職時，有人像看待乞討的人一樣輕視你。”
他坦言，“畢業后，沒想到會面臨如此嚴峻的考驗。一直以為‘失業’、‘待業’這兩個詞和自己聯系不到一起，現在只能不斷降低所求游弋于這個繁華的都市之中。”
“缺乏工作經驗”也經常成為應屆畢業生被用人單位拒之門外的理由。
21歲的史強是滄州某高職院校電氣工程及自動化專業畢業生，去年畢業后因為找不到適合自己的工作而一直“漂”著。他說，市里一些專業對口的單位要求有兩年以上的工作經驗，縣以下單位條件要求低一些，但是父母不同意他下去。好不容易看到開發區某單位招工海報上沒有工作經驗的要求，去了以后才知道“被涮了”。
史強說，用人單位不給“磨合期”，來了就叫獨當一面。他不解地問：“用人單位都要‘工作經歷’，可是誰能給我們第一次機會？”
不少大學畢業生對此都深有同感。山東一家化工學院的畢業生張勇說：“在求職過程中，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他們張嘴第一句話肯定是‘有工作經驗嗎’，這個口形我都記住了。”
畢業于沈陽某學院企業管理專業的高職生李韶輝，在2003年畢業后，曾經有過自己創業的打算。但大學期間，他只有一些簡單的兼職經歷，如發廣告傳單、產品推銷、發放問卷等，這些簡單的社會實踐很難幫助他走上創業之路。
他認為，創業教育應當融入高等教育之中。“既然國家鼓勵高校畢業生自主創業，學校就應該在平常的教學中滲透一些市場動態、融資、法律等知識，讓學生慢慢地樹立起自己創業的意識和信心。通過創業來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是一個可行而有效的辦法。”
李韶輝說，對于創業資金問題，可以通過實行小額貸款政策、設立創業基金等辦法解決。“聽說江蘇為鼓勵高校畢業生自主創業，財政局、物價局聯合發文，規定大學生創業免收16項費用。”
“漂著”卻少有衣食之虞
畢業后暫時沒有找到理想的工作，游走在職業生活的邊緣，待業大學生的生存狀態如何？其心理承受能力是否具有足夠的彈性？他們對未來的職業生活抱有怎樣的期待？
山東省青少年研究所所長張華教授2004年主持進行了一個大學生畢業不就業問題的課題，他們對山東、上海、遼寧等省市進行了一次調查，發出問卷3000多份，并訪談了漂在山東、上海、遼寧等省市的30名待業大學生。
調查結果顯示，待業大學生中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生活朝不保夕的只是極少數；多數待業大學生對暫時找不到理想工作持“理解”態度；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淀”之后，職業期待有所回落，多數人相信自己“明天會更好”。
待業大學生與下崗失業人員最大的差別也許在于，暫時沒找到工作對于他們往往并不意味著生活來源的“中斷”。長期延續下來的供養關系依然可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沒有簽約單位也不等于沒有收入。
2003年山東省城市青年狀況調查課題組對濟南市歷下區失業青年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失業青年都有“自己的收入”。沒有“固定收入”的比例不超過1/3。
在張華主持的調查中，接受訪談的30名待業大學生，有17人表示可以自食其力，6人接受父母給的基本生活費、同時自己打工補貼，6人仍然靠父母親友供養，1人享受社會低保，基本生活均有起碼的保障。
從地域差別看，上海的待業大學生多數既接受父母給的生活費，也自己打工；沈陽的待業大學生多數接受父母親友供養；青島、濟南、滄州等中小城市的待業大學生多數已經能夠自食其力。這可能與所在城市職業競爭激烈程度、家庭供養能力，以及待業原因不同有著密切聯系。但無論屬于哪種原因，待業大學生的生存狀態“優于”其他失業青年群體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人們通常認為，待業是一件既尷尬又無奈的事情，但凡能有個就業崗位，誰也不會“干耗著”。但是，對于今天的待業大學生來說，上述觀點似乎成了“翻不得的老皇歷”。
在上面提到的訪談的30名大學生中，由于沒有找到接收單位而“待業”的不足一半；多數人找到了接收單位，但認為“不理想”主動拒絕；在一直沒有找到工作單位的待業大學生中，也有1/3表示自己“并不著急”要“看準了再說”。
日前，上海一所大學團委調研部發起了一次“‘異類’群體：校漂族”的調查。調查顯示，有54.88%的同學認為“校漂”形成的原因是現實與理想的差距。有54.35%的學生表示要做“校漂族”，直到找到合適的工作為止。
對自己目前的生存狀況，待業大學生也非常坦率地表示不滿。張華教授主持的調查顯示，這些不滿相對集中于收入水平、工作環境、發展機會等幾個主要變量上。
綜合分析，待業大學生能夠接受半年以上待業期的占63%，近半數待業大學生有一年內找不到工作的心理準備。張華認為，需要予以特別關注的是待業大學生中表示只能忍耐3個月以內、畢業后立即面臨生活困難、隨時可能心理崩潰的那部分。訪談顯示，這一部分待業大學生大約為20%。
張華教授說，值得注意的是，“待業”這種特殊的生存狀態明顯影響了大學生對社會發展的樂觀預期。他們將2004年初進行的2003年山東城市失業青年狀況調查的情況，與2000年進行比較。總體而言，城市失業青年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前景感到“前途光明、充滿信心”的比例下降了18.3%，其中待業大專生降幅7.1%，待業本科生降幅為26.3%；感到“前途渺茫、悲觀失望”的比例，失業青年上升了3.5%，其中待業專科生上升了5.1%，待業本科生上升了12.2%。
調查還表明，待業大學生比其他失業青年更需要人生的精神支柱。認為人應該有信仰的比例，從初中文化程度到本科，上升了53.5個百分點；認為有沒有信仰無所謂的比例從初中到大專直落17.5個百分點。
合力助推大學生充分就業
大學生“漂族”作為一個比較特殊的社會群體，如果規模繼續任其隨意擴大下去，其悲觀失望情緒也任其發展下去的話，將會對社會穩定造成一定影響。
從中國現階段的實際和待業大學生的緊迫需要出發，推進大學生充分就業首先要靠發展經濟、增加就業崗位，這是毫無疑問的。
此外，有關專家指出，從具體工作層面出發，還應在以下3個方面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
首先，進一步完善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模式。
張華教授認為，政府應首先為各級各類高校準確定位。研究性大學、綜合性大學和職業技術學院的分工必須十分明確。既要對作為國家隊的重點大學重點扶持，又要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加大對高職院校的投入，把培養實用技術人才作為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主攻方向。要嚴格控制盲目“升格風”，使高職教育真正為三百六十行培養“能工巧匠”。
在給高校準確定位的同時，要逐步完善高等教育質量評價體系。張華說，專科院校套用本科院校評價體系，高職院校套用普通專科評價標準的做法應當廢止。評價研究性大學、普通本科院校和高等職業技術院校，應當有各自的指標體系。學生就業率、職業適應能力、用人單位滿意率、學生對學校教育教學活動的滿意率等，應當逐步進入高等教育評價體系，以促進高等教育與社會需要更緊密的結合。
第二，推行全新的就業與創業指導模式。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楊善民說，與發達國家伴隨教育全過程的生涯教育相比，中國中小學開設職業生涯指導類課程才處于剛剛起步階段。高校就業指導工作也基本上停留于舉辦供需見面會、推薦優秀畢業生、傳授應聘技巧等表面層次，關系到大學生擇業、就業、創業的深層次指導還無從談起。在用人單位更為關注的敬業精神、誠信意識、團隊概念、職業能力等方面，大學生常常表現得不盡如人意。
楊善民舉例說，有的大學生要求太高、牢騷太多；有的始終不肯放棄“驕子心態”；有的喧賓奪主，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了“面子工程”上，只求簡歷“好看”；有的不講誠信，應聘時信誓旦旦，毀約時一走了之；也有的大事做不來，小事不想做，眼高手低，只強調單位應當給我創造成才環境，不注重自己應當為單位作出什么貢獻。
針對大學生就業觀念、職業適應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楊善民認為，要把職業生涯規劃列入高等教育教學計劃或大學生素質拓展計劃。此外，應加強實踐性教學環節，給大學生創造“實戰環境”，培養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第三，構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大學生就業市常山東社會科學院副教授王曉明認為，構筑低成本高效率的大學生就業市場，既是降低大學生就業成本的需要，也是促成人才有序、有效流動的當務之急。要充分利用互聯網，構筑大學生就業的全國統一大市常各地人才交流中心舉辦招聘會也要逐步進入制度化運行軌道。動輒數萬數十萬人的人才大集，既有安全隱患，成交量也常常并不理想。
30名接受訪談的待業大學生中，沒有一個人表示愿意離開所在的城市到基層去。他們提到的幾點理由是：第一，到基層去工作雖然能鍛煉人，但也容易使剛畢業的大學生沾染上不良的社會風氣，比如貪污、腐敗、弄虛作假等等。漂在城市雖然艱辛，但逆境也許會出人才。
第二，對于大多數從農村考進大城市的學生來說，留在城市是他們惟一的選擇。寒窗苦讀16載就是為了能夠擺脫那種“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
第三，大城市工作不好找，小城市工作就更不好找。而且大城市的發展機會肯定比小城市要多。
第四，有些專業本身只能在城市和特定的領域找到工作，比如物業管理、港口物流、房地產開發、藝術類專業等。
第五，有人愿意下基層，那是個人選擇，不予評價，反正自己選擇留在城市。
訪談結果顯示，在待業大學生當中，千方百計找工作而不被接受的大約占1/4；主動選擇待業，而且心態比較平和的比例大約為45%；已經有了工作崗位，因為各種原因放棄工作的大約30%。
“漂族”引發關注的社會原因
待業大學生的絕對數量和待業比例較之下崗職工問題、農村富余勞動力社會流動問題等，嚴重程度還屬于比較低的。但是，社會各界對大學生待業問題的關注程度卻相當高。原因如下:一是大學生充分就業直接關系到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人才戰略。如果大學生充分就業問題解決不好，新一輪“讀書無用論”隨時可能“卷土重來”，可持續發展戰略將因此失去最重要的支撐。
二是大學生充分就業直接關系到中國高等教育消費資金的投資方向。教育費用已經成為工薪家庭第一位的消費項目。高投入期待的是高回報，如果大學生就業成為社會難點，大量的教育投資就會選擇就業壓力相對較小的發達國家和地區。
三是大學生充分就業關系到社會穩定。在人才嚴重不足的形勢下出現大學生就業難，特別容易動搖群眾對經濟、社會發展前景的樂觀預期。如果父母下崗失業、家庭天災人禍與大學生就業難同時降臨在一個普通家庭，其后果是不難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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